一提到胃镜检查,许多人都觉得害怕,拥有天然的恐惧心理。但是在消化内科门诊,医生却还是执着的劝你做一次胃镜,这已经成为消化内科医生的本能。产生这对矛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理由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迁
甲胎蛋白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正常值在20微克/升以下。一般原发性肝癌要确诊首选甲胎蛋白检查的,比做B超和CT等检查的确诊价值都要高。正常值范围如下:1.甲胎蛋白(AFP)用酶联免疫法测量时的正常值为:≤25μg/L。2.甲胎蛋白(AFP)用放射免疫分析的正常值为:≤20μg/L。3.甲胎蛋白(AFP)用放射免疫电泳法测量时的正常值为:≤25μg/L。甲胎蛋白偏高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现象,必须引起注意,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等了解甲胎蛋白偏高的原因,及时治疗,减少甲胎蛋白带来的危害。
PG(胃蛋白酶原)是胃蛋白酶的前体,在胃液的酸性环境中转化为胃蛋白酶。PG 可分为胃蛋白酶原I(PGⅠ)和胃蛋白酶原Ⅱ(PGⅡ)。其中 PGⅠ和 PGⅡ均由分布于胃底腺的主细胞及颈黏液细胞分泌, 其中
一、IBD的历史溯源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Mountain Sinai医院的外科医生Burrill Bernard Crohn(1884-1983,图1)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了一类具有相似临床表现的患者,他们的回肠末端均明显增厚,将其切除后行病理检查时,可发现这些组织都具有呈亚急性或慢性的坏死性、瘢痕性炎性反应。Crohn医生对这14例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了总结,其结果以题为Regional ileitis:a pathologic and clinical entity发表于1932年10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Crohn医生在此文中对这种疾病的特点进行了如下描述:“该疾病病因尚不明确,患者可出现与溃癌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相似的症状,如发热、腹泻和消瘦;患者右髂窝常有可被触及的包块;通常,这些患者需要接受手术治疗”。正因此文,这一疾病被命名为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据Crohn医生回忆,他更喜欢将其称为regional ileitus或regional enteritis,即便如此,CD这一名称却早已深入人心,其原因不仅在于Crohn的发现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表达了后人对这位伟大医生的认可和敬意。 对UC症状的描述要比CD早200多年,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有资料显示,当时英国王室成员如Bonnie Charlie王子(1720-1788)和William Johnson爵士(1715-1774)均受该病困扰。然而直至1859年英国Samuel Wilks医生(图2)报道后,UC这一概念才被正式提出。Samuel Wilks医生报道的患者是一位42岁的女性,其临床表现为慢性腹泻伴发热,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该患者不幸去世。根据尸检结果,Samuel Wilks医生首次将该疾病命名为UC,即便有这样的命名,该患者最终的肠道病理结果却为回肠和结肠全层炎。根据这一结果,有学者提出该患者罹患的疾病并非UC,而极可能是CD,这也许是CD和UC难以鉴别的最早证据,同时也是后来将这两种疾病归为IBD的最早渊源。二、IBD的发展历程1.IBD患者不断增多:1930年以前的文献多以报道UC为主,而自1930年后,CD的报道日趋增多。在过去50多年中,IBD在西方国家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不断上升。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目前UC在西方国家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8/10万~14/10万和120/10万~200/10万,而目前C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6/10万~15/10万和50/10万~200/10万。据估计,目前欧洲大约有100万CD患者、140万UC患者,而美国IBD患者约有130万,且患者数仍在不断攀升。作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IBD将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终生影响,而不断增多的IBD患者数无疑将对全球医疗保健形成严峻挑战。2.IBD病因探寻渐露曙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IBD的病因一直扑朔迷离、不为人知。直到近20年,随着免疫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才逐渐揭开IBD病因的神秘面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们认为UC与食物或花粉过敏、细菌感染、肠道某种“保护性物质”的缺乏相关;而1930年后,主流观点逐渐趋向将精神心理因素作为UC的病因,基于此,甚至有人尝试用睡眠疗法来治疗UC,但效果不佳。其后60年中,尽管IBD相关研究报道数量不断增多,但是IBD的真实病因仍云谲波诡。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的Wright医生在其著作中写到“目前尚未找到可靠证据证实自身免疫和过敏因素在UC发病中起直接作用,虽然精神心理因素可能起着重要怍用,但是其机制却无法量化并进行解释”。而导致CD的致病因素同样扑朔迷离。不少学者包括Crohn医生本人都认为副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paratuberculosis,MAP)感染是导致CD的病因,在其后几十年中,许多学者尝试从CD患者的组织学标本中分离这一病原体,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免疫学研究和疾病动物模型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后,针对IBD发病机制的研究才取得了一些突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学者Strober等成功建立CD和UC两种肠道黏膜炎性反应动物模型,前者以Thl介导为主,而后者则以Th2介导为主。此后,黏膜免疫调节功能紊乱在IB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认可。近年来,宏基因组学研究逐渐兴起,而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技术在医学研究中也开始崭露头角。得益于这些研究和技术,对IBD易感遗传因素,以及与宿主肠道微生态改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突破性认识。2012年,欧洲牵头完成的IBD免疫芯片计划发现了163个与IBD易感相关的基因位点,其中110个位点同时与UC和CD相关,30个位点仅与CD相关,23个位点仅与UC相关。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态可能在IBD的发病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现有证据,可认为IBD相关易感基因的表达参与了宿主肠道对微生物的免疫应答调节过程,而且在维持宿主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微生物及免疫系统稳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产物、宿主易感基因,以及宿主肠道黏膜先天性或获得免疫应答失衡三方面相互影响,在IBD的发病过程中有重要作用。3.IBD治疗进入生物制剂时代: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UC的治疗方法极其有限,仅包括营养支持、输血、饮食调整等。1938年磺胺类药物的问世为UC的治疗带来一线转机。1940年,瑞典研究者首次合成了柳氮磺砒啶,该药最初应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后来发现其对UC和CD也有治疗效果。20世纪70年代后期,制药工艺的革命性进步使柳氮磺砒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5-氨基水杨酸得以人工合成,因其不良反应较柳氮磺砒啶明显减少,后来被广泛用于IBD的治疗。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IBD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发现IBD患者使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糖皮质激素后,症状可明显缓解,但后来的临床研究显示,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产生诸多不良反应。1962年,澳大利亚的Bean医生首次将6-巯基嘌呤用于IBD治疗。1966年,美国的Kirsner医生等首次使用硫唑嘌呤对9例UC和1例CD患者进行治疗,使用6mgkg-1d-1剂量时,患者无法耐受其不良反应,遂将剂量减少到3mgkg-1d-1并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自此之后,在IBD治疗中的,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越来越多,大量临床研究也证实在IBD的激素治疗中,免疫抑制剂可在激素减量和维持缓解中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美国FDA批准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infliximab,IFX)用于CD的治疗,这标志着IBD的治疗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因生物制剂疗效显著,已成为IBD治疗研究中最为热门的领域,由此产生的是大量生物制剂的临床研究和不断出现的新型生物制剂。除IFX和阿达木单克隆抗体(adalimumab,ADA)外,其他生物制剂如tofacitinib、ustekinumab、vedolizumab和secukinumab等也在II或III期临床试验中得到了疗效评估。可以预测,在未来的IBD治疗中,将会有更多生物制剂供临床医生选择。尽管生物制剂的研发方兴未艾,但其面临的挑战亦十分严峻。约10%~15%的患者对生物制剂原发性失应答,而约40%的患者可在使用过程中失应答。再者,生物制剂价格昂贵、医疗成本耗费巨大。此外,即便早期使用生物制剂,UC患者和CD患者中分别有20%和60%最终仍无法逃避接受肠切除手术的结局。因此,合理化使用生物制剂、有效并科学监测药物浓度和抗体水平、开发生物仿制药将是日后生物制剂研发的主要方向。三、我国IBD领域发展情况1.流行病学资料不断完善:我国IBD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十年来发展迅猛。鉴于文献资料缺乏,我国最早IBD病例报道的准确年份无从得知。根据文献推测,我国最早UC患者的病例描述大致在1936年左右,CD大致在1950年。20世纪,在我国IBD曾被认为是罕见病,特别是CD,文献发表数量很少,流行病学资料欠缺。1950年至2002年部分医院数据汇总后显示,C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约为0.3/10万和1.4/10万。根据近年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我国IBD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整体上升趋势。目前,南方的广东省报道UC和CD的发病率分别为2.05/10万、1.09/10万;而北方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资料则显示,UC和CD发病率低于南方,分别为1.64/10万和0.13/10万;中部地区武汉市报道UC和CD的发病率分别为1.45/10万和0.51/10万。2.指南共识、专家意见陆续发布:过去几年中,我国在IBD领域相继制订了多项指南,并发布了相关的专家共识和意见,如《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2007年》、《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规范共识意见,2010年》、《英夫利西治疗克罗恩病的推荐方案(2011年)》、《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年,广州)》、《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2013年》、《中国炎症性肠病组织病理诊断共识意见,2014年》。这些指南的发布和推广,对规范和提高我国IBD的临床诊治水平起积极作用。3.诊治理念紧跟国际步伐:2007年,IFX正式获得我国批准并用于CD治疗。目前国内不少单位已就应用IFX治疗IBD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其他生物试剂如ADA的疗效也正在国内开展的临床试验中接受评估。而在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方面,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了适合中国人的硫唑嘌呤剂量范围和不良反应监测流程。在难治性CD的治疗如沙利度胺的应用、重症UC的转换治疗与手术时机选择、IBD的机会性感染方面,国内学者也紧随国际最新理念;除此之外,IBD治疗新方法,如粪菌移植等也在国内有些医疗机构得到了尝试。多学科团队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模式是IBD诊治的核心模式,历经数年发展,MDT的理念已在国内生根并逐渐得到推崇。目前,国内不少医疗机构已针对IBD组建了包括消化内科、胃肠外科、病理科、影像科、儿科、营养科、护理及随访中心在内的多学科诊疗团队。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结合国情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如CD与肠结核的鉴别诊断、我国IBD患者硫唑嘌呤合适使用剂量、我国IBD患者遗传易感性等。学者们所作的努力必将保证IBD患者接受到更加优质的个体化治疗,这不但是患者的福祉,也体现了当代医学的价值。四、我国IBD领域的机遇与挑战在过去100多年中,IBD的研究和诊疗获得了巨大进步。近年来,我国IBD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对本病感兴趣的医生越来越多。IBD患者数量不断增加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现实仍是需要面对的挑战,任何困难都会给予施展才华的机遇,通过以下方法,消化科医师们定能迎难而上:1.加强协作、发挥优势:我国人口基数大,IBD患者的绝对数量不少。尽管国内很多单位围绕IBD的诊治开展了不少工作,但IBD中心的质量控制和各中心之间的协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可以在建立多中心协作组的基础上,发挥患者样本量巨大的优势,进一步开展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并努力与国际水平接轨。2.立足国情、指导实践:我国IBD患者在遗传易感性、疾病行为和预后方面均与国外患者存在显著差别,而医疗资源配置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也是中西方IBD诊疗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近年来,国内学术机构针对IBD制订并颁布了多项指南共识或意见,但制订这些指南的证据几乎全来自国外研究,反映中国患者特点的临床证据少之又少。因此,有必要也必须在建立多中心协作组的基础上,大力开展针对中国IBD患者的临床研究,并依此证据制订指南,最终指导国内IBD的临床实践。“依据中国证据、制订中国指南、调控中国实践”是消化科医师应该追求的目标。中华消化杂志2015-03-31
4月15日至21日是我国第21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数据显示,我国肿瘤的发病率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每分钟有6.4人患癌,而治疗恶性肿瘤最好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不同年龄人群有不同防癌重点
国内科医学委员会(ABIM)基金会从2012年起发起了一项倡议--明智选择(Choosing Wisely),由专业组织基于证据对临床各专业常用检查和操作给予合理化建议。这就使临床医生和患者在就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措施进行讨论时有据可依。 AASLD于2013年12月成立了明智选择工作组,制定建议的清单。成员选自AASLD实践指南委员会,以广泛代表肝脏病学领域内的各种实践机构和分科专长,富有循证医学方法学经验的肝病学者也被纳入。工作组从所有AASLD会员征集建议,考虑纳入医生和患者可能会问的检查或治疗的建议清单。 根据工作组的投票,以及对支持数据的文献回顾,总共确定10条建议。随后,由工作组投票产生最终排在前五位的建议。排在前五位的这些建议提交给AASLD管理委员会,并获得了批准。建议的前后顺序由检测项目的损害、益处以及过度资源利用几方面因素决定。参与制定建议的美国Raphael B. Merriman教授受邀分别对五条建议给予了进一步解释。具体如下:建议一:静脉曲张小且无红色征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不应使用食道、胃、十二指肠镜检查进行常规监测,而应给予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来预防首次曲张静脉出血。 Dr. Merriman:“第一条建议是基于AASLD实践指南中和门静脉高压症及静脉曲张出血有关的一条建议,它涉及到尚未发生出血、并且无出血风险增加标准(即:Child-Pugh A级,并且内镜检查评估静脉曲张无红色征)的肝硬化小血管静脉曲张患者。对于这些患者,可以应用β-受体阻滞剂。对于中等或大血管静脉曲张尚未发生出血,并且也不是处于最高出血风险(即:Child-Pugh A级,无红色征)的肝硬化患者,首选β-受体阻滞剂。应该调整β-受体阻滞剂的剂量至最大耐受剂量。 在这两种情况下,食道、胃、十二指肠镜检查随访并非必要。这一推荐建议可减少对无指征的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需求。”建议二:在具有可确认的触发因素的一次肝性脑病缓解后,不应无限期地开展肝性脑病的预防性治疗。 Dr. Merriman:“这一条反映了近期发表的肝性脑病实践指南的一条建议,该指南是由AASLD和欧洲肝脏研究学会共同制定的。 患者可能发作有触发因素的肝性脑病,这些触发因素可以被确认和控制,诸如复发性感染或静脉曲张出血。在触发因素可以得到明确确认和良好控制的情况下,对肝性脑病的治疗并非一定是无限期的,并且实际上可以停止。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开始治疗肝性脑病后,继续进行无限期的预防性治疗已经成为通常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因此,这一条建议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预防复发性肝性脑病的治疗应用。”建议三:除了抗病毒治疗之外,不要重复HCV RNA水平检测。 Dr. Merriman:“这是一条重要、及时和切题的建议,特别是在丙型肝炎治疗领域正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将有可以治愈丙型肝炎的大量新型、强效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 高灵敏度的血清HCV RNA检测非常昂贵,适用于丙型肝炎的诊断,同时也可以作为抗病毒治疗的一部分,可在治疗开始、治疗期间以及完成治疗后进行检测。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检测HCV RNA水平的益处很小,通常对临床管理或转归无影响。 这一条建议和患者特别相关,因为患者时常有错误的观念,认为HCV RNA很重要,需要密切监测,很小的HCV RNA水平变化也有意义,并且会影响其临床转归。因此,这一建议可促使医患间的讨论,可望减少对不必要的病毒检测的需求。”建议四:除非临床发现或症状有很大变化,不要常规进行CT或MRI用于监测肝脏良性局灶性病变。 Dr. Merriman:“许多患者存在由影像学检出的肝脏局灶性病变,且往往是偶然检出的,他们无潜在的肝脏疾病,并且病变确定为良性。临床和影像学稳定的患者不需要重复影像学检查,因为发展成恶性病变的可能性非常低(肝细胞腺瘤例外)。临床稳定意味着没有任何新出现的和那些肝脏局灶性病变有关的症状。这一条建议源于普遍认识,即使已经表明良性局灶性病变的临床和影像学稳定后,仍然需要无限期地重复影像学检查,该建议为支持对这些患者停止连续影像学检查提供了指导。 因为这些病变常常为偶然发现,并且常见于较年轻的人群,该建议的额外含义是,我们可以减少并且避免不必要的影像学检查以及在CT扫描的情况下,这一患者群不必要的辐射暴露。”建议五:在腹腔穿刺或内镜静脉曲张套扎之前,不要常规输新鲜冰冻血浆(FFP)和血小板。 Dr. Merriman:“这一条建议源于在进行诸如穿刺或内镜静脉曲张套扎等操作时,尝试纠正肝硬化患者常见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增加或血小板减少等凝血障碍的习惯做法。最近,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凝血功能的这些常规检测并不能准确反映肝硬化患者的出血风险。实际上,和这些操作有关的出血并发症非常少见。因此,我们强烈鼓励患者和他们的医生讨论,INR增加或血小板减少的患者进行这些操作时,是否有指征常规输FFP和(或)血小板,该条建议有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输注有限和昂贵的血制品资源。”
预防胃癌的最佳方法是及时行胃镜检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早期胃肠癌经过规范治疗,九成病人可得到治愈。1.癌症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中国胃癌人数约占世界胃癌人数的50%。在我国高发肿瘤中,胃癌发病率位居第二,死亡率排第三。”总的来看,胃癌的发病随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40-60岁年龄段常见,而男性患者大约是女性的两倍。如今,全国普遍胃癌发病率增高,且呈年轻化趋势,中青年人士也需关注防癌知识。胃癌的诊治现实仍然是严峻的,存在着“三高”和“三低”现象,分别是发病率高、复发转移率高、死亡率高和早诊率低、根治切除率低、5年生存率低,因此做好科普宣传,普及胃癌预防基本知识很有必要。2.高危人群与危险因素胃癌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可使胃癌发生风险增加2倍。如果已经查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且胃部有不适,应该尽快治疗。“存在胃癌高发区可能与饮食生活习惯及地域环境因素有关:以青海、甘肃、宁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胃癌发病率较高,广东、广西、贵州为低发区。在广东,粤北为高发区,农村比城市高出60%-70%。3. 吃出来的胃癌食品中亚硝酸盐、真菌毒素、多环芳烃化合物等致癌物或前致癌物含量高,会增加患癌风险。他指出,中国人不吃早餐、饮食不规律、用餐速度快、暴饮暴食、吃剩饭剩菜、喜食烫食等习惯都会导致胃癌“找上门”。研究还显示,在吸烟的人群中,胃癌,特别是胃食管交界处癌的发生率会升高一倍。长期大量地喝酒容易导致胃炎、胃溃疡反复发作,这正是滋生胃癌的温床。流行病学调查,约10%的胃癌发病具有家族聚集倾向。父母等一级亲属中如果患有胃癌,子女患胃癌危险要比普通人高2~3倍。要远离胃癌,务必不吃霉变食物,少吃或不吃熏制、腌制和泡制食物。规律进餐,不暴饮暴食,不食过硬、过糙、过烫食物,实行分餐,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交叉感染。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研究发现,相比每日水果蔬菜低摄入组,高摄入组胃癌发生风险降低44%。而食用葱蒜类蔬菜,也可减少胃癌发生。不良生活习惯简单概括为:⑴用餐速度快;⑵暴饮暴食;⑶吃剩饭剩菜;⑷喜食烫食;⑸吃霉变食物;⑹吸烟喝酒。4.胃癌的预防人到中年要“保胃”,胃不舒服应及早做胃镜检查,早期胃癌治疗效果好,但胃癌中晚期治疗效果不佳。早期胃癌没事什么特别的征兆和症状,因此最好的防癌办法是及时做胃镜筛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尤其是以上提到有高危因素的人们更需要注意我提防的意识。早期胃癌经过规范治疗,九成病人可得到治愈,不必惧怕癌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才能真正避免“后悔当初没有注意”。 5. 胃癌的随访胃癌术后病人随访非常重要,这是及早发现转移复发的重要环节。如果病人做了根治手术,头两年建议3~6个月来复查一次,接下来的三年,半年复查一次。5年后可以说算治愈了胃癌,但需要每年复查一次。
消化道肿瘤再度引起关注----《2013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发布2014年4月,中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了《2013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告收集了2010年全国219个登记处记录的恶性肿瘤资料,为研究肿瘤防控策略提供了最新的参考依据。报告中显示,目前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构成中,以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为代表的消化道肿瘤继续名列前茅。认清消化道肿瘤危害,努力拥有美丽的生命,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发病率、死亡率”双高 “诱因”在身边《2013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0年全国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十大恶性肿瘤中均位列前茅。以胃癌为例,发病率达到了每10万人中23.71人,死亡率达到了每10万人中16.64人,这一系列数据引发了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各地医学专家对我国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保持“双高”的现状表示了担忧,纷纷从专业视角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据研究表明,40%的肿瘤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致,诱发消化道癌的原因主要是市民过多食用腌制品,吃过烫、过硬的食物。目前,公众消化道肿瘤高发的基础要素集中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两个方面。一些长期食用高脂肪、高蛋白、高盐食物的人群,罹患消化道肿瘤的机会远高于保持清淡饮食的人群。另外,很多城市上班族由于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加班等问题,也加入了消化道疾病的高危人群。可见,公众谈之色变的消化道肿瘤“诱因”,其实就潜藏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对症良策 专家呼吁“早诊早治”作为诱发消化道肿瘤的基础要素,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非健康食谱给消化道肿瘤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需从改善饮食结构,坚持科学作息和适度体育锻炼入手,加以纠正。但是,仅仅强调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善是远远不够的,定期进行科学有效的健康状况监测,积极实施预防性的诊疗措施,才是对抗消化道疾病威胁的良策。我国公众普遍缺乏主动的预防意识,因此往往容易轻视一些不明显的消化道肿瘤早期症状。例如,胃疼胃酸经常被误认为是急性胃炎,大肠癌发病信号被误读为痔疮等。目前,肠胃疾病的有效预防手段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导致我国消化道肿瘤早期发现率还不足10%。而在消化道肿瘤发病率世界第一的日本,得益于国家对消化道肿瘤普查的投入以及患者积极就医的良好意识,消化道肿瘤的早期发现率超过了50%。鉴于此,医学专家呼吁公众加强对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理念的学习,提高疾病预防意识,共同构筑消化道健康防线。普及内窥镜检查 构筑消化道健康防线消化道肿瘤在早期往往很难被发现,而且腹胀腹痛等疾病症状也容易被判断为普通疾病,很难引发重视。面对“发现难”这个症结,医学界给出了最有效的指导意见,主要是以“三早”理念为理论,以健康自测、全面内窥镜检查为必要手段,相辅相成,构筑坚实的健康防线,抵御消化道疾病侵袭。在基础和理论层面,专家建议公众主动学习和掌握一些基础的消化道健康常识,加强生活和饮食自律,重要的是学会观察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症状,如遇消化不良、腹胀腹痛、腹泻便血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妨抽出一些时间,通过一些专业的肠胃健康网站,开展定期的健康自测,实时跟踪自身的基本健康状况。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高度的警惕性,能为我们抵抗消化道疾病侵袭奠定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定期的消化道内窥镜检查也需要大力提倡。随着内窥镜诊疗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内镜检查已经成为医学界公认的消化道检查金标准,可有效解决消化道疾病“发现难”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先进的医疗企业都在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让内窥镜检查变得更加简单易行。根据医学界建议,有家族病史、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饮食和生活习惯欠佳的上班族,都应在一年内至少进行一次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UC病变仅累及结肠(大肠),而CD病变可累及胃肠道各部位,以末段回肠及其邻近结肠为主(见下图)。一、易感人群IBD的病因尚未明确,目前认为有4个主要因素可能起作用:基因遗传、环境因素、肠道菌群以及肠道异常免疫反应。诊断为IBD的人群年龄主要在15-30岁之间。二、主要症状临床上IBD患者的症状轻重不一,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血便、发热、乏力及体重下降。而由于胃肠道外的系统炎症受累,IBD患者可有关节痛或关节炎、视力或眼部疾患、皮疹以及肝脏疾病等表现。症状通常表现为慢性化平稳发展,但也会突然恶化加重,演变为暴发型,若不及时治疗,则会导致严重感染、出血或肠穿孔,甚至有生命威胁。三、诊断要点1. 应结合患者的病史,影像学检查包括CT、X片,以及胃肠道内镜等综合评估患者。2.须强调的是,要通过粪便及血常规检查排除因常见感染引起的腹泻。3.血常规检查中可见异常包括:贫血、炎症指标上升、电解质紊乱(腹泻引起)、白蛋白降低(炎症及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引起)和维生素缺乏(CD患者常见,由于营养吸收障碍)。4.内镜是必不可少的诊断手段,包括胃镜及结肠镜,取决于患者可能的病变部位。对可疑部位取组织活检行病理学检查,往往能得到确诊。四、治疗方案1.对于IBD患者采取分级治疗,即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来定治疗方案。对轻度患者进行抗炎治疗,口服或灌肠或应用栓剂即可。较严重的患者则须应用免疫调节剂或免疫抑制剂,可以口服、皮下注射或静脉输注。而对于严重暴发型患者,须应用激素以压制。2.若内科保守治疗无效,则考虑对患者进行外科手术治疗。3.另外,须引起重视的是,IBD患者若病变累及结肠,其转变为结肠癌的风险则大大增加,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长期结肠镜监测。